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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农民工的“光棍节”:婚恋如此尴尬(转载)  

2012-11-11 10:16:58|  分类: 转载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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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又逢一年“光棍节”,这个近年来在单身青年中兴起的节日,开始让社会集中关注都市男女的婚恋困惑。然而,在城市中,还有一个群体的“光棍现象”往往被社会所忽略,他们就是规模已超2.5亿人的进城农民工。因为漂泊于城乡之间,同样处于谈婚论嫁、生儿育女年龄段的他们,面对婚姻和家庭时却多了些苦楚和无奈。

北京这么大,找个媳妇却很难

11月9日傍晚,位于北京亦庄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结束了一天的工作,24岁的刘建飞和工友一起端着晚饭走进工地宿舍,这间摆满4张上下铺的简易房里住着8个年龄相仿的大男孩。

“在这屋里你闭上眼都能采访到‘光棍’,我们8个人加起来,能凑齐两个光棍节。”刘建飞在跟记者介绍工友时,还不忘调侃一下大家。

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他们,晚上躺在床上和工友吹吹牛、聊聊天,成了全天“最解乏”的时间,而8个单身男人之间闲聊的话题多与“姑娘”有关。

刘建飞两年前从河北老家来北京打工,刚离家的时候父母叮嘱他“在大城市好好赚钱,别着急谈朋友”,但是来到北京两年来,刘建飞却愈发感到“谈朋友”既没机会,也没时间。

“跟了三个建筑队,最多的一个队有200多人,但是全都是男的,白天干活累了一天,晚上回屋就睡,天天都是这样,平时根本接触不到女孩。”刘建飞说,自己曾想换工作去工厂车间做工,“那里的工作可能没这么单调”。

但是,睡在刘建飞上铺的孙鹏插话,“你别想了,现在的工厂车间因为工种不同,要么只招男的,要么只招女的,天天在流水线上加班,全天坐在那重复一个动作,自己累的都像机器。”

采访中,在工友的“揭露”下,刘建飞承认了自己曾经的暗恋经历,女孩是工地附近一家小餐馆的服务员,但是表白的时候,他被对方拒绝了。“谁愿意跟着一个‘泥瓦匠’。”刘建飞说,从那次“打击”之后,自己再也没对哪个女孩好过。

两个月前刘建飞花1000元买了一个触屏手机,晚上用手机和女网友QQ聊天成了他一天最期待的事情,但是工友总提醒他:“小心被骗”。

由于自己的“光棍”现状,每年过年回家,刘建飞经常被长辈数落:北京那么大,怎么连个媳妇也找不到。“其实他们不了解,在北京,我们的朋友就是几个工友和老乡,没有几个城里人,生活的圈子反而小了。”

刘建飞如今所建的楼盘将于年底完工,每平米18000元的房子已经销完。周末的时候经常会见到一些情侣在工地外看他们的新房。“城里的恋爱谈不起,还是挣了钱老老实实回家吧。”刘建飞说。

爱情在城市,还是在农村?

       刘建飞的想法可以说代表了大部分打工青年的婚恋观念,背井离乡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,传统婚恋渠道不复存在,城市中的生存压力又在挤压他们的婚恋空间。城市无法融入,回家恋爱或许是一个办法,但是在农村老家,他们还容易获得爱情吗?

26岁的张晴,三年前从安徽老家来北京打工,有大专学历的她,工作区域在从车间流水线一直换到了厂区人力资源办公室。从外表看,如今的张晴衣着打扮和城市里的小白领并无差别,但是她自己也困惑:为什么至今也没男朋友。

其实,在北京的这些年,张晴身边不乏追求者,但是父母一直坚持让她回老家找对象,因为“知根知底,不会受气”。但是,经历过几次回家相亲之后,张晴开始怀疑父母眼中的“知根知底”。

“都在外面打工,过年回家时才能见一次面,没有相处的机会怎么去‘知根知底’。”张晴说,由于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,现在的农村相亲就集中在过年回家的那几天,男女相处几天之后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城市打工。

张晴说,在农村,外出打工年轻人不好找对象,已经让农村的婚恋成本不断加码。“现在牵线搭桥的媒人几乎都成了专业的了,不管成不成,是要男女见面,双方都要给他‘喜钱’,这都成了规矩。”

同样因为“规矩”,张晴的弟弟去年结婚时,仅“彩礼钱”张家就给了女方八万元。张晴经常给工友开玩笑说,父母催自己结婚,就是为了“捞本钱”。

说到回家相亲获得的爱情,张晴给记者讲了她表姐的例子。“她和那个男的在不同的城市打工,相亲认识后虽然电话经常联系,但是相处的机会很少,你都不敢相信,结婚那天是他们第六次见面,但是婚姻只坚持了一年多就离了。”

在张晴所在的工厂里也有不少打工夫妻,他们在老家相亲、结婚之后继续回城打工。“为了节省租房的钱,这些夫妻还是各住各的宿舍,虽然结了婚,你说这样的婚姻能算成个‘家’吗?”张晴感叹。

现在的张晴,经常在北京参加一些集体相亲活动,她坦言自己想找一个北京人,或者是一个可以买房的城里人,“但是父母还是担心我这种‘门不当户不对’的想法能不能有结果。”

有妻有儿,还是城市“光棍”

在中国,像刘建飞和张晴这样出生于1980年之后新生代农民工,总人数已有8487万,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。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调查报告就已经指出,新生代农民工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、想恋爱没人选、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。但是发生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情感困境,既不止是这些“嫁娶之难”,也不止是年轻打工者所独有的困扰。

11月8日晚,33岁的刘全保和以往一样给甘肃老家的妻子打了电话,“天冷了,等过两天发工资给小静买个羽绒服邮去吧……”。

刘全保8年前结婚,从甘肃来北京打工算起来已有10年,他当过餐厅服务员,送过报纸,干过油漆工,现在是一个小区的保安队长。原本也在北京打工的妻子自从有了女儿小静之后,就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父母。

小静今年7岁,刘全保夫妇的两地婚姻生活也已持续了7年,自从有了女儿之后刘全保将每年回家的次数由1次提高到了如今的3次,但是7年来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也就半年。

有妻有儿,农民工还是城市“光棍”

有妻有儿,农民工还是城市“光棍”

“谁不想多见见老婆孩子,但是老家太远,回家一趟费时又费钱,请假还要扣工钱。”刘全保说,两地分居后,妻子在家还有孩子和亲朋可以依靠,而自己在北京其实还是个“光棍汉”。

在同事和街坊邻居眼中,长相憨厚,为人实诚的刘全保是个可以让妻子“放心”的老实人。但是,刘全保却并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老小。他计划过两年就离开北京,回家做点小生意,“总不在一起,一家人就生疏了,在农村一个女人持家不容易,家里也不能总没有男人。”

由于城市生活压力较大,子女教育门槛较高,像刘全保这种,丈夫在城打工、妻子在家抚养孩子,或者夫妻同在外打工,将孩子交由老人抚养,已经成了中国大多数已婚农民工的家庭模式,而这种模式,让分居两地的家庭成员都承受着滋味各异的孤独和牵挂。

都市角落中,不可忽视的情感诉求

      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,2011年,中国全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2.5亿,平均年龄36岁。这个以80后、90后为主体的“进城大军”,他们城市底层辛苦奔波的同时,还要忍受异乡的孤楚和情感的压抑。

“谈到都市婚恋话题,我们往往只关注都市中的白领,却忽视了同样在城市中生活的青年农民工群体;谈到进城的农民工,我们往往关注他们欠薪问题,关注还在家里的留守儿童、空巢老人,而农民工自身的情感需求往往又被忽视。”

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,农民工群体的情感问题如果持续被边缘化或者处理不好,会在城市和农村中衍生出诸如农民工的心理问题、夫妻分居造成的离婚问题、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等等“问题链”。

自2010年开始,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、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、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联合进行的“农民工幸福感”相关调查也显示,在农民工认为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前四位主要因素中,“家庭”和“情感”已经超过“事业”和“收入”,成为决定农民工幸福感的前两位因素。

对于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情感诉求,周孝正表示,用工企业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的精神需求,给予他们休闲娱乐、休假探亲的时间和条件,工会、团组织、妇女组织要多组织农民工群体的相亲交友的活动,在他们遇到情感问题时,及时给予心理辅导。但是周孝正同时强调,这些的前提是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,“如果连拖欠工资,超额加班都没解决,很难谈及精神文化保障。”

周孝正称,解决农民工婚恋尴尬的根本,还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,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,“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文化,让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情感满足,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取消他们融入城市的制度门槛。”

  作者:阚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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