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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wei19500904的博客

几分怀旧,几分闲趣,几分思想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致命的实话  

2010-05-28 12:44:47|  分类: 杂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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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以来,我从不敢冒失地询问父亲的过去,以免触动他那封闭很久的内心,在那久难愈合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。

在我八岁那年父亲就未能像往常那样下班按时回家,懵懂的我以为父亲一定是在厂里开会。那时我父亲己经从浦东的供电所调往了浦西的杨树浦发电厂,在厂职工学校担任教师工作。后来我知道在那段时期里,父亲的工作最忙。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经常的开会,无暇顾及带着我逛马路,我时常骑在父亲的脖子上,忘情地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各色人群。几天没见父亲回家,我满脸疑惑地询问我的母亲:"爸爸为啥还不回来?他肯定不是在开会!",母亲在我的一再逼问下还是紧闭着双唇不说一句话,看见她两眼通红微微闪着泪光,看着她那痛苦的表情我隐隐觉得父亲可能出事了,我一个人躲进了房间,用被头蒙着头大哭了一埸。至此之后,家中再也没有了笑声和欢乐,母亲从此变得沉默寡言,一家人经常相视无言。几年以后我才从邻家孩子的口中得知父亲被打成了右派,被发配到贵州进行劳动改造。奶奶为了照顾我们一家三个孩子,从镇江来到了上诲一直待了好几年,去世时嘴中还不断地念叨着我父亲的名字。

父亲离家后,母亲含辛茹苦地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孩子生活,家里的生活条件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宽绰,如同在天上一下子跌落到了地下,那艰难境地是可想而知的。由于父亲的缘故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,我们经历了困窘无比的三年自然灾害,担惊受怕的文化大革命,亲情分离的上山下乡,轰轰烈烈的知青大返城,我们总算熬了过来了。

八三年,父亲终于回家了,离家二十五年整。其间父亲也回家探亲了二次,我们和他的感情早己渐渐疏淡了,己设多少话可交谈。此时我们都己长大成人,我和姐都己结婚成家分居两处,弟弟早已于七七年因病去世。八四年老家动迁,父毋随姐姐同住和我分开了。九六年毋亲病故后父亲就随我一起生活,因他己习惯于独居生活,我又替他在别处租了一间单间。父亲每天早起晨练,上图书馆看书,下午在家练书法,生活过得很有规律。日子过得真快,转眼间父亲也已有九十高龄了,眼花耳聋,步履蹒跚。我得空时常去看望他,我们聊的最多的话题是新闻、名人轶事,而他特别是对当时的上海市长朱蓉基的话题感兴趣,但从未提起他的过去。

一天,父亲给我来了电话,我顿时心头一颤,因平时父亲从不给我来电话,我生怕他出事急忙赶了过去。推开门看到父亲神情黯然地斜坐在滕椅上,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,算是和我打了个招呼。我急切地询问:"啥事?怎么啦?","只是心里难受,想找你来聊聊"父亲说完就潸然泪下,这是我所从未见到过的神情,他是那么伤感难受的像一个孩子那样地哭着。我惊呆了,赶紧递上了一张卫生纸任凭他在那里擦着、抽泣着、无言以对。过了好一会儿,父亲总算平静了下来:"我只是想起了过去,我难受,我无法面对........"。

父亲的回忆是痛苦难忘的回忆,他是在一层一层地在揭开心灵的伤疤,展示在我面前的是恶梦一般的父亲的过去。父亲说:"我有愧于我的整个家庭,有愧于你的毋亲和你们几个孩子,影响了你们一生的前途"。他在忏悔痛苦,慢慢地向我诉说着他的过去.........。解放后我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我都平平安安地渡过了,政治上我积极上进,我担任了工会干部工作,单位领导也很信任我,在原单位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挺好。五六年被调往杨树浦发电厂担任教师工作,还是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。五七年全国的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始了,那是一埸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,特别是从旧社过来的知识分子自然是重点审查的对象,我们学校是知识分子聚集最多的地方,整天的开会、揭发检讨。但一年下来我还是平安无事地渡过了,自认为运动已结束,运动已收到效果。此时单位开大会说:运动还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,还未完成上级所下达的指标任务,还要继续深挖右派。<此时我插话:真这么说的?>是的,我当时也弄糊涂了,五八年反右斗争还是继续进行着,没多久这把火就烧到了我身上。<此时我插话:不管怎么说也得有言论依据吧?>有的,平时和我关系最好的同事向上面揭发了我。<有哪些言论你举例说给我听听>,第一,当时学校揪出的第一个大右派是一个当时有名望的民主人士,名叫罗隆基。我说他的有些言论是正确的,他的英语水平很了不起,仅此一点说我是同情右派。第二,当时学校的领导是一位刚从底层担任锅炉工的抽调上来的,教育一窍不通,学校正常的秩序很乱、我说了一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。<那么那个罗隆基那些言论是正确的呢?>例如:共产党管理企业应该向资本家学习一些经验,取长补短。例如:议论到上海旧社会租界现象,说此时的上海在中国的版图上己名存实亡了。例如:当时厂里的一位团委书记经常喜欢向上面打小报告,就讥讽他像曰本的宪兵。<这些言论都没错啊!那么你都向你的那位好同事重复了一遍?>是的,在当时他们给我上纲上线己经是很严重了。然后,单位关了我禁闭,整天写检查不让回家,结果就戴上了帽子,当时我曾经想过自杀,但未成功。这帽子一直到七三年才得以摘下,整整十五年。<那么到了贵阳是否受到什么非人的待遇?>没有,他们知道我有点文化,叫我担任统计工作,搞点宣传工作出黑板报。这种工作我一直持续到了六六年才结束,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,等待我的是我一生中难以忍受的人格的侮辱。那一天我正在工棚里休息,闲来无事,我想起要整理一下箱子里的衣服,这天正是当地半月来难得的好天气想晒晒衣服除除霉菌。再说我的床位又靠近门口,进进出出的同事都能看到我在翻箱倒柜在整理衣服,这时工段长正好进来看到了一张垫箱底的报纸,上面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头像,开口就训斥:"你把毛主席的像压箱底压得他透不过气来,又把刘少奇的像保存得完好无损,倒底是何居心?",我知道这下肯定闯下大祸了,自此从后整天的批斗,颈上挂着牌子,左手拿着破脸盆,右手拿着木棍,边走边敲打,围着单位埸地转圈,一边还得叫喊着:"我是右派分子某某某"。父亲说到这种埸景时停顿了好几次,看得出痛苦正在一阵一阵煎熬着他的内心。我实在不忍再让他说下去,我内心一股莫名的愤怒在升腾,牙齿也咬得咯咯作响。一直到七三年父亲才落实了政策,单位召集开了全体职工大会,宣读了上级下达的平反文件。由于父亲是一个文化人又具扎实的英语功底,随即由单位调动工作进了一所高级中学担任了语文和英语教师。

我说了些宽慰的话,父亲的情绪才慢慢缓了过来。每个人总不能活在过去,要正视现在,展望未来。父亲的经历和遭遇却给了我一种启迪:正确的实话还须实说,谬误总会得到修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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